王至诚出神地望着窗外在微风中摇曳的老榕树，甚至没有发现记者已经立在他身边良久。忽然，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咳嗽声，已经90岁高龄的王老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来……
到今年我虚度年华90了，5月份过的生日。有好些人要从外地过来给我拜寿，我都不让他们来，我不喜欢这个。斯大林说过，任何力量都无法挽回时间的流逝。老是一个自然规律嘛，谁都要老的。我每天都不闲着，习武学文，练习书法，光报纸一天就要看10多份呢。
哦，我是1936年12月参加革命的，抗战打鬼子当然也赶上了。今天你们来，我也没怎么准备，这两天身体不太好，瞧，氧气瓶还放在那儿呢。没关系，你问吧。要说打鬼子的故事啊？嗯，那就先说一下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吧。
参加革命前我是工人，读过几年小学，从小就喜爱看武侠小说，什么《岳飞传》、《水浒传》，很痛恨汉奸卖国贼，梦想有一天能当上岳飞式的英雄。这个也是我后来离家投奔革命的一个原因吧。
1936年，我和哥哥在北京当学徒，那虽然只是个四五十人的小厂，但机器已经很先进了。
自从1931年“九一八事件”之后，溥仪当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，东北沦陷，整个中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。为了不当亡国奴，老百姓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，爱国运动风起云涌，北京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有一天，我哥哥被工头欺负了，挨了一顿打。我知道了后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就去找工头和老板算账。我当时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嘛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我不但被工头“啪啪”抽了两耳光，还被老板毒打了一顿。哼，我不干了！一气之下，我不辞而别跑回了家，我的家在河北安平，离着北京城也不算很远。
那时侯，红军已经胜利到达了陕北，我们家乡学校的墙上刷了很多的革命标语。回到家看到这些，我热血沸腾，也想出去打仗抗日。现在说来，我很感谢我母亲，因为她理解我，不拖我的后腿。我是在母亲的支持下，离家去了山西，投奔革命队伍的。
那是1936年底。所以，算起来我就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了。呵呵，我是没有长征过，但按照政策，凡是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前参加革命的同志，就是红军了。
为什么去了山西？估计你不太知道那段历史吧。山西可是抗战时期兵家争夺之要地。如果不能依托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阻挡和延缓日寇的前进，从而争取时机消灭敌人，日本鬼子很快就会长驱直入。
在抗日战争准备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，共产党与当时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合作，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（牺盟会），组建了山西新军等，创造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，为八路军开赴山西、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，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当时阎锡山是牺盟会的会长，但实际主持牺盟会工作的，是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的党代表薄一波，他是山西人。
阎锡山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利用共产党来抵抗日本鬼子，他把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任务交给了牺盟会。薄一波在那儿先后创办了民众干部训练团、国民兵军官教导团、军士训练团等13个训练机构，培养了两万多名军事、政治干部。我就是这时候到了山西，参加了民众干部训练团，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学会了打仗，从此，坚定不移地跟了共产党。
当时，国民党的部队对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心理上比较惧怕，很多仗都打输了，兵败如山倒嘛，所以抗战的局势也越来越险峻。这时候共产党坚决抗战，把民众干部训练团和军政干部训练班组建成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，使山西的局面逐渐地打开了。
第一次上战场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们埋伏在五台山的台怀镇，原本是伏击日本鬼子的，但鬼子没来，于是我们听令返回五台山。在撤回来的路上，我们碰上了国民党的溃军，就是和日本鬼子打仗打败了的部队，没费什么劲，我们顺利地缴了他们的枪。就这样，第一次打仗，没有打着鬼子，却俘虏和缴获了国民党的队伍和武器。
我参加革命后，直到了抗战第二年，都还一直没有机会和日军正面交锋。1938年夏天，记得是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，这时我已经是分队长了，也就是相当于排长吧。一天，队长给了我个任务：率部袭击洪洞县的日本鬼子。
半夜，我带着分队直奔洪洞县而去。黎明前，我们悄悄地赶到了洪洞县城外，埋伏在距离县城300多公尺的地方。借着黎明的晨光，城墙上巡逻的日本鬼子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准备好后，我们同时开火，打中了几个鬼子兵。还没等鬼子兵反应过来，我们很快撤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地打鬼子。
没过多久，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。一天半夜，队伍提前埋伏在同蒲铁路附近，准备伏击沿铁路线巡逻的鬼子兵。没有等太长的时间，我们就发现鬼子兵过来了，大约有一个排。这时，我们的枪开火了，撂倒了两三个敌人。鬼子兵慌了阵脚，他们没有料到会遭遇伏击，不敢再往前行，赶紧拖着伤亡的同伴按原路撤回去了。
打扫战场时，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居然有一抹八字胡。看着这胡子，我们很是纳闷，搞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，你想啊，小日本的胡子总不会有假吧？后来弄清楚了，原来这是给日军带路的汉奸粘的假胡子。这抹八字胡我们后来给了部队的文工团，给他们演戏用。
从这之后，我心里慢慢有了底：日本兵也没有什么可怕，两军相战勇者胜，就是这个理。
山西铁路纵横。日军在山西利用铁路干线，保障它的军火和供给。我们的很多战斗，就是为了控制敌人在铁路沿线的活动。
那次铁道旁的战斗，我们提前布置好了兵力。拂晓前，我接到报告，敌人来了！我立即下了战斗令。
由于我们占领了高地，居高临下，掌握了主动，鬼子兵自下而上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。虽然山西的地形已经让日军的坦克和重炮失去了作用，但是论武器，我们还是比日军差得多。那天的战斗，敌人有机关枪、六零式迫击炮，我们的武器压不过他们。为了保存力量，我们退守到了一堵土墙后，“六零小炮弹”一发一发呼啸着过来，但总是落在我们的身后，没有打中我们。就这样，在胶着状态中，战斗对峙了几个小时，鬼子始终也没有攻下来。
中午了，营长传令，往后撤。当时我们的身后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几个坟包，再往后有一个土围子。看清了之后，尽管我心里不情愿退，但军火供应不上，肚子也饿了，为了保存力量，我们开始后退，我和一个班长最后撤。
这时，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，只听见子弹“噗噗”几声，我脚上的鞋被打穿了几个洞，让人惊喜的是，人倒没有受伤。真是玄了！
我们的部队撤到了下康庄，打了大半天仗，也没有吃饭。这时，部队一边休整，一边支起炉灶烧中饭。没想到饭刚刚烧好，狡猾的鬼子兵竟然从下康庄包抄了过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反扣上大锅——那烧好的饭可不能给鬼子留下，拿起武器立即又投入了战斗。
鬼子和我们较上了劲，双方都顾不上吃饭补给，又交上了火。说实话，打起仗来，枪林弹雨、死都顾不上了，哪还知道饿和渴。这场恶战持续了一整天，分不出胜负。傍晚时分，鬼子终于撤了。
你知道“鸡毛信”吗？这个小玩意儿就出在我们那儿。1938年2月，日军大举南侵，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，牺盟会和决死队开始活跃于晋东南一带，数场恶战交锋，使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，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，而这正是时任山西省主席的阎锡山所不愿见到的。
1939年12月初，阎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“十二月事变”（晋西事变），企图一举消灭深受人民爱戴正日益壮大的决死队即山西新军。
决死队成立之初，得到阎锡山的首肯和支持，决死队的教官和总队长都是由阎任命，实际上是监军，这些监军们随时向阎锡山提供队员们的思想动向。
1938年6月，决死一总队队长收到阎锡山密令，准备叛变决死队并配合阎的行动，给决死队以致命打击，被排长刘沛中发现。刘当时不动声色地稳住了总队长，随即交给我的战友申进太一封密封的牛皮纸信：“5天之内送给薄政委，耽误半个时辰，砍你脑袋！”
薄一波当时居住办公的沁县距离一总队驻扎的洪洞有上百里路程，由于路上要经过敌占区，所以如何避开敌人耳目，安全及时地将信送到成了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。
当晚，我和申进太换上当地老乡的衣服，趁着夜色出发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就装成探亲的农民，操着一口流利的方言，蒙过了不少阎锡山的巡逻部队。为了早日赶到沁县，晚上我们还要翻山越岭，多走个几里地。
有天下午我们遇到了一群抢粮的小鬼子。就在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一个鬼子兵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嗨！”
我当时就吓得个半死，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心想“这下完了”，谁想却听到鬼子们哈哈大笑。我这才明白，这是日本兵开的一个“玩笑”，我们赶忙装成被吓坏的样子，又引起日本兵的一阵哄笑，这才掩饰了自己神色的异样。
日本兵离开后，我和申进太吓得连白天也不敢走大路，专拣人烟稀少的山路走，终于按时来到沁县，把“鸡毛信”亲手交给薄一波。薄一波拆信看了大半天，神色出奇地凝重。薄马上挥笔写了一封回信，和着5块银圆交给我：“5天之内，送给刘排长！”
5天后，我们又一次完成了送信的任务。直到“十二月事变”后，我才知道，薄在信里指示刘沛中如何应对日军和阎锡山的清剿，如何消灭内奸。正是这两封至关重要的信，使薄一波及时掌握了阎锡山的动向，使决死队在对日和反阎清剿作战中占了主动。
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这拨人能活到现在的都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。回想以前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日子，一幕幕场景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掠过。真的好想再活100年，看看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……
主持人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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